再送“瘟神”——对当前血吸虫疫情回升的一份

再迄诡神一一对当前血．吸虫疫情回升的一份社会学考察报告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我登上了逆江而上的长江客轮，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前往据说是”瘟神”肆虐的湖北血吸虫疫区。我不明白，很多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周使那个在五十年代末被党的最高领袖赋诗送走的“瘟神”，会在八十年代末具有了卷土重来之势，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一、疫情究竟如何千湖之省湖北是目前血吸虫疫情最为严重的省份，湖北省疫情最重的是江陵县，那里的疫情究竟如何，可以说十分、甚至千分、万分严重，当然也可以说只有三分严重，这就得看我们以怎样一个参照标准看问题了。与五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前相比今天的疫情算不了什么，简直就是小事一桩，患病的人少了，得血吸虫病而死的人就更少了，记者原以为一到江陵就会象到了医院的妇产科一一大肚子满街跑，岂料除了正常怀孕的妇女以外，没见着一个大肚子。同江陵县城的城门脚下咖啡馆里的姑娘、小伙子交谈，他们居然不知道血吸虫病是怎么回事。他们住在江陵，但不住在疫区，也就是说不是整个江陵都是疫区。记者对他们说：“你们江陵的血吸虫很厉害啊!”“我们不知道。”小伙子回答，我又问：“你们有没有见过大着肚子的血吸虫病人?…，没有见过。”姑娘回答。我继续问：“你们住的地方从来没有过血吸虫病?”“好象听我妈说起过，她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听到这里我简直有些“扫兴”，如果江陵的人都这么说，那我还采访什么呢?不过这也令人高兴，即使被称之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也并不是象唐山大地震之后那样一片惨象，一切都很正常。然而没见到大肚子并不意味着没有血吸虫病。咖啡馆里的姑娘和小伙子对血吸虫的一无所知，也不意味着疫情一无所有，疫情总是存在着的，血吸虫在吞噬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钉螺面积在上升，“瘟·14本刊记者孙自俊神”正卷上重来。地处江汉平原四湖(长湖、三湖，白鹭湖、洪湖，地区的江陵县，总人．88万，总耕地面积131万亩，主产粮食、棉花，是全国商品粮、棉、鱼的生产基地之一，1988年的农业总产值达9．85亿元，农村人均分配达552元，江陵的水平在全国属中上，决不是贫困县。但是40年来，江陵累计钉螺面积达323，380亩，累计血吸虫病人270，684人：在五十年代，钉螺面积为4．45万亩，血吸虫病人2．8万人，受威胁人口15万。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天灾人祸，疫情上升，钉螺面积达到13．93万亩，病人6．27万，受威胁人口达42万，占当时总人口的58．5g6。整个七十年代里又进行了一次“送瘟神”的人民战争，钉螺面积压缩到6．39万亩，病人减少到5．66万人。然而从1981年起，疫情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的时候，又开始回升了。1989年，全县钉螺面积共计5』?万亩，血吸虫病人2．43万人，57万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占现有总人口的64．7％。看来记者在咖啡馆里采访的姑娘和小伙子正好不在这可怕的64．7gs之内?从数据上看，江陵县目前的疫情并没有比八十年代初更厉害，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病人的比例还下降了一些呢!但是，笼统的数据往往不能全面地表现问题的实质。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事例：江陵县的沙岗镇，钉螺面积从1959年的9亩，上升到现在的4077亩，病人由206人上升到4218人，病牛、急感均逐年上升。又如省管农场六合垸，19&7年钉螺面积480亩，1989年卜升到3364亩，病人由]974年的34人上升到1294人，增加了II倍，新发病人上升了6倍，血吸虫病人的感染率上升了10倍。由此可见“瘟神”卷七重米之势的严重性厂。还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不管是钉螺面积还是病人总数，这些数据仍然是有“水份”的，一位老资格的血防工作者对记者说：”由于血防部门的力量有限，不可能查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查所有的土地，因此实际情况要比数据所表达的严重得多”。例如孝感地区七个县市总人口达500万人，四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的人口也达300万，而整个地区的地区专业血防人员总共只郁肋多人，也就是说，．在四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里，每5000多人拥有一名专业血防人员，加之血防经费不足，血防站设施落后，一个血防人员查5000多人，怎么查得过来呢?且不说每年还得去查几千头耕牛。．以上这些都是宏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事例。在江陵县的某个居民村，有位姓杨的老汉，今年?1岁，多次得病，大儿子1988年患病住院治疗，二儿子曾做切脾手术，三儿子1986年患病住院治疗，大女儿1989年做切脾手术，二女儿。三女儿1987年住院治疗，四女儿20岁，肝、脾肿大，1989年住院治疗，二儿子的两个孩子大女儿9岁，小儿子7岁，分别于1987年和1989年住院治疗，孩子的母亲是1988年住院治疗的，一家三代人，个个得病，其中四人属晚期血昅虫病患者。他们本来就居住在疫区，承包了6．8亩水田，1986年收6800斤谷，上交国家1500斤，留下口粮4000斤，最后还剩300斤，这300斤，卖再高的价也不过70多元钱，贫病交加，生活十分困难，全靠救济。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即使只有一个?便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种悲惨的景象，应该是早巳绝迹的。江陵县有64．?％的人受到血吸虫的威胁，那么整个湖北省呢?整个长江流域呢?全国呢?我们不知道。但据说：我国现有钉螺面积35亿平方米，血吸虫病患者100多万，受威胁人口1亿多。联合国卫生组织在八十年代初估计全世界有血吸虫病患者1．8—2亿。这些数据足以使人们感到震惊，但是更令人震惊的还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导致这些数字跃然于纸上驹那些原因。四十年来我国的血防工作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据统计，全国373个血吸虫病流行县中，已有263个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标准，病人总数的94呢已被治愈，有害钉螺面积减少了80％。然而，只要还有病人、病畜，还有钉螺，血吸虫病就还继续存在，只要血吸虫病的孳生的温床还在，血防工作不改革，血防投入不增加，“瘟神”就随时可能大规模地卷土重来，血防工作一刻也松懈不得?二、疫情回升的原因何在目前血吸虫疫情回升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但就记者一路考察与思考的结果，觉得血防工作未能与农村十年改革的形势同步发展，是目前疫情回升的最主要原因，在分析原因之前，先介绍一下有关血吸虫病的基本知识，这对于了解疫情回升原因是有帮助的。我国的血吸虫病又称日，本血吸虫病，血吸虫生活于宿主(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的血管内可达20年，并不断引起组织损坏。雌虫长10—25毫米，象一根棉纱线，每日产卵300—3500枚，虫卵进入肠腔或膀胱，随粪尿排出，入淡水孵化成毛蚴，游入中间宿上螺类(钉螺)体内，在钉螺体内经过两代无性繁殖发育成尾蚴，飘浮于水面，人或其它哺乳动物因工作，洗澡或游泳而接触疫水，尾蚴便脱落尾部从皮肤侵入，进入血管。尾蚴在人体内‘或其他哺乳动物体内随血液循环35天左右即发育成成虫，继而产卵。急性血吸虫病是一次进入大量尾蚴而发病。症状为高烧不退，主治药物是8440。慢性血吸虫病是多次少量感染，虫卵长期损害肝脏．脑，肺等，发展成晚期血吸虫病后，会导致侏儒症(对小孩而言，。腹水症，很多晚期血吸虫病人因肝脏受损而造成腹水，肚大如鼓，以前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还有一种是巨脾症，脾脏肿大，为正常脾脏的好几倍，需做手术切除。再一种就是直肠肉芽增殖症。血吸虫病若能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很快就能痊愈，无后遗症。若发展成晚期的，就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从以上这段介绍可以知道钉螺与血吸虫病之间的关系。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人体(或其他哺乳动物体)排出的血吸虫虫卵，入淡水孵化成毛蚴之后，在70小时之内若未能进入钉螺体内，便自行死亡，钉螺是血吸虫病传播的必经之路，消灭了钉螺，就等于消灭了血吸虫病。可惜的是钉螺不是轻易就能消灭的。钉螺的体积大约是一粒稻谷的大小，在14~C—35~C之间最为活跃，生活于农村沟渠两侧的泥土表层，每年的4月一10月是钉螺的生长期，一对钉螺三年可繁殖3万5千只。现我国主要用五氯酚纳灭杀钉螺。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6月30日读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于是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写了曾经每个小学生都得背上好几遍的光辉诗篇一一《送瘟神》，这首诗给人鼓舞，千千万万疫区农民“地动三河铁臂摇”，大灭钉螺，可是这首诗也，15使人产生了麻痹情绪一一瘟神已经送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宣布血吸虫病的彻底绝迹，至少江陵县没有宣布过。要送走”瘟神”，就必须消灭钉螺。在五十年代，消灭钉螺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村的水利建设还是一片空白，农业用水主要依靠弯弯曲曲的小沟小渠或池塘水洼，只要用泥上将这些沟渠水塘填埋掉就能达到灭杀钉螺的目的，再加上当时特定的群众心理状态，借助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害钉螺面积便大幅度地下降了。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农村的水利建设已经成型，要用以前的填埋方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就江陵县岑河乡而言，网格状的水渠已经成型。全乡共有横渠11条，每条长1000米，纵渠43条，每条8000米，总长度为144．4公里，在纵横渠上还有各种涵洞、水闸、桥梁，而钉螺就集中在这些水渠之中。有些水渠中原来并没有钉螺，但是每年把长江水引入灌溉农田，或因农田雨水过多而用沟渠排水，就可能把钉螺冲到无螺渠道内，且不说长江水里就有钉螺。倘若把现有的水渠全部毁掉，重新开挖水渠，钉螺面积便能大幅度地下降了l不能说就此消灭了钉螺j；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如果把所有的水渠都改成水泥渠，同样能有效地控制螺情上升，且便利灭螺工作。但这笔超过天文数字的投资又从何而来呢?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想不是算不出，而是算出来也毫无意义，国力不容如此。如果把疫区的所有水田改成旱田，只要少用水甚至不用水(人工引水，，同样能够消灭钉螺，送走“瘟神”。然而江陵所在的荆州地区，乃至湖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平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又恰是我国的水稻高产区，“水改早”，大米从何而来?“湖广熟，天下足”．“水改旱『岂不是置天下于不顾吗?无疑以上三个“如果”都是乌托邦而已。既然如此，疫区的人们就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之下，大力地灭杀钉螺了。但是灭螺工作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困难之一：灭螺与水利建设之间的矛盾。现在的灭螺方法还是五十年代的那一套，丝毫没有改变。沟渠的灭螺仍然是将沟渠两侧的泥土(厚度至少14厘米，推到沟底，然后把渠道的两头堵住，放进水，往水中放烟铣锑笨胺(又名灭螺鱼胺)或五氯酚钠，水位至少稳定三天以上。水利建设是要挖深沟，而血防工作则是变深沟为浅沟，农民不满意，水利部门也不满意，劳民伤财，收效甚微。困难之二：灭螺与农田作业之间的矛盾。灭螺的最好时机并不在冬天，天气寒冷之时尽管是冬闲季节，但冬天钉螺处于非活跃期．气候低药物的作用也难以发挥，钉螺在夏季的骄阳暴晒之下2小时以后便死亡。事实上灭螺的大好时机在3，4月份以后，而这时正好是农田作业最为繁忙的时候，渠道的水每天都要用，一刻不能停止流动，往流动的水里撒药等于太平洋里放味精。在农忙季节，农民是没有时间来灭螺的，一刻钟的时间都没有，工程灭螺难上加堆。困难之三：经费减少，灭螺药物又稀又贵、从1978年至1988年湖北省拨给江陵县灭螺药物五氯酚钠1310吨，(最高为1982年210吨；最低1985年40吨)年平均119吨，每年灭一遍，只能灭一万亩。而1980年时江陵县的总钉螺面积为6．39万亩，也就是说每年只有六分之一的有螺土地能享受药物的恩惠。江陵县血防办公室1989年订购120吨五氯酚钠，实际到手的却只有?o吨，而70吨仅仅只是一．个乡的理想用药量，可是岑河乡血防历史—L最多的一次也只是拿到了31吨，那是1982年的事了。1989年，岑河乡只拿到了5吨五氯酚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了，而这个差距使得灭螺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钉螺的繁殖速度。没有人能够告诉记者，那远在天津塘沽的全国唯一一家生产五氯酚钠的企业，为什么会如此无能?药物生产和投资的减少，就是对钉螺的宽容，对钉螺的宽容无疑是对生命的漠视。；困难之四：灭螺工作与包产到户的矛盾，由于灭螺方法的落后，灭螺工作至今仍然是人海战术的搞法-以前，所有的田，所有的水渠都是集体的。现在田分了，水渠也“分掉”了。以前队长一声令下，所有的壮劳力便一齐上阵灭螺，而现在一条万米长韵渠道分给了好几户，分段承包。首先，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同步；其次分段的交接处往往成为空白点，两个承包者淮也不肯多挖一锹，这空白点便成了钉螺的庇护所，再次分段承包?无人监督，质量难以保证、灭螺这一项集体性工作在没有一定的纪律约束之下变成了个体工作，灭螺工作的质量便大大打了折扣，钉螺也就越灭越多了。困难之五：灭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钉螺是大自然的一种生物，当一种生物的生存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时，要人为地去消灭这种生物是极为困难的。在三千年前要人为地消灭大象是困难的，在三千年后要消灭钉螺也是困难的。另外，现在使用的灭螺药物主要是五氯酚钠，而这种药物具有较强的毒性，对人、畜均有害，过度使用既妨碍人类的身体健康，也破坏生态平衡，但是不破坏生态平衡，而又能有效地灭杀钉螺的新药至今还不知在何方。消灭钉螺仅仅是血防工作的一个部分，此外还有查治病人，甚至还有查病畜、管粪便等等。瘦情年年在上升，而血防经费却年年在减少，从1978年到1989年?湖北省拨血防专款给江陵县血防办公室共596．4万元，(最多的年份1978年为62．7万元，最少的年份1987年34．3万元)年平均49．7万元。但是按全县现有病人人汁算，实际需要：1．治疗早中期病人3320认，人平均6元，需19．92万元；2．治疗晚血病人615人，人平均300元，需18．45万元；3．治疗夹杂症117人，人平均350元，需4．09万元；4．晚血手术病人169人，人平均1000元，需16．9万元；5．普查35万人次，人平均0．20元，需7万元，6．不脱产灭螺专业队队员生活补助费需10万元(以每人每天0．20元计j；7．灭螺机械燃料、排水费需10万元，仅以上7项共需资金86．36万元，不包括耕牛防治和宣传，培训、设备维修和购置费用，与省拨经费相差36．6万元。’孝感地区血防站的同志告诉记者，如果把全区各血防站的没备配齐以便保证血防站的工作能正常开展，仅此一项就需i00万元。整个孝感地区晚血病人、急感病人、慢性病人的治病费用，每年需要30万元，每年工程火螺的费用需要200万元，而现在省里的血防拨款每年只有40多万元。血防经费为什么会砖少?回答当然很简单，国家没钱。然而建国40年来，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事实，血防经费越来越少，这同样也是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央血防领导小组于1985年撤销。记者以为血防经费的减少，药物投入的减少，灭螺工作的困难并不是疫清回升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五十年代的血防手段、血防体制已适应不了目前农村发展的形势了，老一套已经失去效用，新一套却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体制、农民的活动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五十年代的血防体系无法发挥作用，两者之间相差甚远，留下厂空白点，从而给“瘟神”以喘息的机会，具备了卷土重来之势。首先由于灭螺工作由集体性工作转变为个体性劳动，同时无一定的制度约束，质量难以保证：其次疫区人口增多，接触疫水频繁。感染得病人数也就增多。另外，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一改以前的壮劳动力下田扶犁耕地的局面，一家老小，只要有空都得下田劳动，因而接触疫水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得病的自然也就增加了，第三，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是开放和搞活的政策，使得农村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疫区的农民到非疫区去千活，自然就可能把血吸虫虫卵带到非疫区‘有人得病后并不知道，也有的人得病以后还到处跑j，污染非疫区的水系，使无害钉螺成为有害钉螺．从而扩大了疫区，加速了疫情的发展。相反非疫区的农民也可能到疫区干活，从而把污染带回去。第四，农村搞活和开放以后，实行了多种经营，从事副业的人数增加，打鱼摸虾的人多了，接触疫水，造成感染的机会增加了，得病的人也就多了。第五，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前，耕牛为集体所有，便于管理和查治。现在耕牛私有(或几户共有，，使耕牛的管理和查治工作的堆度大大增加了。耕牛得病并不影响牛的役力，照样可耕田拉犁，而不象人那样，得病以后便往床上一躺，哼哼哈哈的。而一头得血吸虫病的耕牛的污染和传播相当于50--100个病人传播和污染。一方面因为耕牛的排便量大，另一方因为耕牛的粪便几乎是无法管理的。令人惊的是血防部门只管人不管牛(或者说兼管牛，，而管牛的兽医部门至今还没有把耕牛的血吸虫病防治和检查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江陵县全县约有病牛3000头，相当于30万血吸虫病人的传染源排粪污染，致使钉螺的感染率增高，易感地带面积加大。可以说只治人厌螺而忽视耕牛的血防工作，；血防工作只做了一半。难怪一位有二十多年血防经验的同志说：“不把病牛管好，血防算是白干了”。第六，近几年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确切地说是金钱观念十分强烈，没钱的活不愿意干，而灭螺工作是项义务劳动，同样挖泥，农民愿意上荆江大堤干，大堤上挠土力口固大堤有钱，渠道边挖土灭螺没有钱，基层干部对此毫无办法，血防部门又拿不出钱来，只好听之任之。江陵县有一支1194人的不脱产灭螺专业队，这1194人往6万亩有螺土地上一站，几乎是找不到人了，而每天2毛钱的生活补助费没有那个队员会在乎的，一厅鱼值几块钱，一天能摸好几斤，2毛钱?塞牙缝都不够。况且灭螺就得接触钉螺，接触疫水，一旦得病，2毛钱买——片药都不够。第七，在平均主义的年代里，大家都拿一样多的工资，大家都一样地受穷，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17·血防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日子比别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日子还要好过一些，血防站是金额单位，国家明文规定了的。可是如今，血防站清水衙门，只出不进，工资低、奖金少，福利差，血防站工作人员人心浮动，工作积极性低落，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血防战线的战斗力。一些老资格的血防工作者对记者说：“血防工作者是很辛苦的，长年战斗在第一线，查病看大便，灭螺翻泥巴，凡事全求人，，不被人理解，也不被人重视。”江陵县血防站没有一扇象样的大门，一扇破门之前是一条泥泞的小道。江陵县很多血防站、组甚至没有玻璃窗。或用纸糊，或用砖搭成漏墙，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是厕所。孝感地区的血防站。组的房屋也是这样，有的屋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停了里面还滴水。若把孝感地区所有血防站的破屋重新翻修一下，需要多少钱?100万，又是一个100万!搞血防的大都是学医出身的，但同样学医的，分在卫生院各方面待遇都要强得多，坐堂行医，四方来求，而分在血防站的，工资，职称。住房，职业声望陡然一降，整天奔走于田埂水渠之上，无事不求人。江陵县血防站的一位姓陈的主治医师，从事血防工作30年，无处安身，只好把病房当住房。一位1982年专科中业的医生结婚两年，至今无房，只好把办公室当住房。血防站的一位负责同志拉着记者走到窗口，指着窗外几排正在建造的住宅楼，对记者说：“那是审计局的房子，我弄不懂，他们的钱为什么会比我们多?”记者只能抱以同情的苦笑，还能说什么呢?当记者听到有的血防站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一遍，回答还是如此。看来血防部门本身的“形势”已实在是太落后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不提高血防工作者的待遇，不解除血防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不切实稳定血防队伍的情绪，提高战斗力，重视血防工作又从何谈起?望着因工作而多次患血吸虫病的全国血防老将汶守德，岳新发，望着他们憔悴而消瘦且略带病容的面庞，我的胸膛似乎塞进了一团棉花，实在憋得难受，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三、九+年代，血防向何处去?如果说血防部门这几年只拿国家俸禄，不干一点实事，那是在说胡活。如果说各级党政部门这几年置血防于不闻不问，那是在说瞎话。不论是江陵还是孝感还是其它地办这几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江陵县把血防工作的好坏，纳入各级干部年终政绩考核的内容，把消灭血吸虫病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容来抓。孝感地区的各级党政部门把血防纳入议事日程，把血防工作当作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内容来抓，每年完成的土方量、标工数和取得的成绩也是实实在在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再也不能“华陀无奈小虫何”了，必须用全新的眼光和思路重新审视血防工作，血防工作不仅要有充分的重视，还要有充分的改革，以适应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首先要增加血防经费和药物的投入·，在目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地方财政要增加血防投入，国家拿不出钱，但要拿出政策，必须用政策来保证血防投入的增加，财政再困难也要拿出钱来，保证血防工作的正常开展。各级党政部门都应充分认识到，血防工作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疫区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其次，在坚持群众性灭螺的前提条件下，大力推进灭螺和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力争在短期内从血防工作的人海战术过渡到血防工作的科技战术。应建立国家级的血防科研基金，以推动血防科研的发展。我国的血吸虫病的治疗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但是查螺灭螺方法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水平上，病人的检查方法还没有根本的突破，血检还没有普及。尤其是要从免疫学的方面着手，早日研制出血吸虫病疫苗。运用科学技术来武装血防部门是血防工作的根本出路。如果还照老一套干下去，“瘟神”卷土重来将不是趋势而是事实，即使用老一套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那也只是暂时的，况且照目前的条件，疫情难以控制，更谈不上送走“瘟神”了。改革血防首先的是引入科学技术，用先进的方法查螺，灭螺、查病，治病，这也是所有血防工作者的心愿。，第三，血防工作是系统工程，它要协调水利、农业，兽医、农机。财政，劳动人事等各部门，协同作战，方能取得最大限度的成效。因此要在政策上赋于血防部门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有责有权地开展工作，要在政策上规定水利，农机。兽医站、财政等部门的血防义务。第四，各地人大常委会要制定地方性的血防法规，用法律来规定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公民的血防义务和责任，任何人不得推诿或敷衍塞责。比如，非疫区的人到疫区作业后，在离开疫区以前必接受检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保质保量地参加灭螺工作；任何人不得妨碍和干扰血防工作。(下转第29页，

文章来源：《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网址: http://www.zgxxcbfzzz.cn/qikandaodu/2020/1217/452.html